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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应对潜在通胀
来源: | 作者:id1403939 | 发布时间: 2018-05-23 | 2155 次浏览 | 分享到: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经济统计数据,1—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上涨2.1%,可以说CPI涨幅仍在温和区间。究其原因,受猪肉价格下跌影响,食品价格同比涨幅较小,而食品占CPI权重较大,医疗保健同比涨幅虽较大但其权重不大。这既反映了近两年生猪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又反映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医疗保健、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已经呈现出升级态势。 

    虽然当前CPI仍在温和区间,但未来物价进一步上涨苗头却正在形成,这对下一步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极大,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宽货币、紧信用的货币政策体系正逐渐形成,2017年末以来,央行逐渐加大了定向降准和MLF等货币工具的使用频率,旨在保持总体流动性的同时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投放。今年一季度末基础货币余额同比增幅达6.29%,较去年四季度的4.21%有所回升。同时,监管部门正在逐渐收紧银行系统信用扩张,采取了包括资管新规的过渡、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等一系列措施,广义货币M2增速由过去十余年的10%以上下降至如今的8%。总体看,全社会流动性总体并不紧张,但流向却表现出较大问题,近期游资炒作稀缺农产品之风再起,苹果因产量减少导致其在期货市场被爆炒,这与2010年曾出现的“姜你军”“蒜你狠”并无本质区别。 

    其二,大宗商品向终端消费传导的通道正在打通。2017年在环保等作用下,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除去钢铁、水泥等与基建投资相关的大宗商品因基建收缩不具备持续涨价的基础外,不乏纸浆等一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据统计,长纤、短纤纸浆近一年来的涨幅将近50%,而造纸企业是无法消化这一成本的,势必传导至卫生纸价格上涨。我国台湾此前就出现了卫生纸的抢购潮。另一方面,全球油价如今已涨至70美元以上,较2017年低点上涨70%以上,且由于美国页岩油近年来的大力发展,美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下降,中东局势的不稳定让原油价格很可能继续上涨。我国2016年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达65.5%,这对于未来控制通胀是十分不利的。 

    其三,高地价正逐渐提高企业运营成本。2016年以来抢房潮在全国一二线城市轮番上演,房价快速上涨不仅会大幅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用工成本,更会传导至地价上,进而拉升企业房租成本。北京CBD因房租过高,一级写字楼出租率已出现下降,三星等一些跨国公司将工厂迁至越南以及深圳高科技企业将工厂迁往周边城市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其四,人口红利衰退下,人力成本逐渐提高。我国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2011年起已呈下降态势,到2017年末该比例已下降至71.82%,而老年人口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上升,到2017年末已达11.4%。虽然推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出生率在2016年出现了反弹,但2017年又出现了下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发达国家已证明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是孩子的养育成本逐年提高,对应的财税政策如家庭个税抵扣等却没有跟上。 

    因而,当前温和通胀的状况可能仅是短期现象,必须对未来潜在通胀的提高有足够的重视,因为其对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潜在通胀率的提高将使未来货币政策腾挪空间进一步减小,我国央行将不得不跟随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节奏维持好中美利差,否则将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事实上,今年以来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货币发行以美元为锚的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出现了汇率贬值和国内通胀并行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未来对财税政策的使用将逐渐成为决定因素,“一松一紧”并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关键。所谓“紧”在于,在利率维持高位的情形下,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必须,以往地方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必须收缩。事实上,自去年包头地铁停工以来,债务率较高的一些地方政府已陆续下马了一些项目,财政部也在清理PPP项目库,将不规范的PPP项目从项目库中移除。所谓“松”则是需进一步实行减税政策,积极为实体经济减负。基建的收缩和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仍较为乐观都可为减税提供空间。财政部数据显示,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693亿元,同比增长10.3%,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559亿元,同比增长33.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加紧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当前我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仍是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流转税,相当于很大一部分税收都是从增量上获得,这对于给实体经济减负以及应对美国主导的以减税促制造业回归十分不利。未来必须加快对资产持有者征税的制度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实现在总体税负不增长的情况下完成税收结构的转换,给实体经济减负,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资产收税调节贫富差距。 

    综上,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逐渐向消费终端传导、地价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必须加大对潜在通胀的重视程度,在地方政府基建收缩的同时需加大减税政策力度并尽快开展财税体制改革。